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无论是从其媒介、手段、对象、创作者、产生、效用等各方面来看，无一不具有社会性。一般对“文学与社会”问题的探讨，都局限于文学同“一定的社会状况、一不定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对于文学和社会关系的探究，不仅是研究，而且是一种预言、告诫和宣传。对于文学和社会关系的探讨，通常是以波纳德“文学是社会表现”这句话为起点，然而，文学如何表现社会，是否能表现社会，以及表现多大程度上的社会？一个作家不仅表现出他自身生活经验与生活观念，还需要表现出他的时代和社会，这是重要的评价标准，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的或社会的伟大性，简直就等同于艺术上的伟大性”，这种标准完全抹杀了平庸艺术品，实际上，文学应当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

文学与社会的实际关系不外乎三种，即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对于作家的研究，一般依赖于传记和其社会环境，尤其是关于作家的社会出身问题，研究得十分广泛，然而，作家的社会出身是否决定其社会意识、社会立场？相符合的情况存在，但“背叛”的例子也为数不少，一部伟大的作品中的意识形态也往往超越了“一个阶级、一个集团、一个时代的范围和要求”。对于一个作家的社会地位、立场和意识形态而言，出身只是次要因素，然而一个作家著作、传记性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任何个人的、政治的和社会性的观点，都不能够同其作品的实际意义相混淆，作家情感与其作品中的观点有着背道而驰的情况。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将作家与社会进程的结合程度的不同加以区分，然而，作家群体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崛起，已经越来越偏向于摆脱阶级的束缚，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文学社会学需要研究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对统治阶级的依赖程度、经济来源和享有威望等情况。因此韦勒克回顾了历史上知识阶层的地位状况，由中世纪之前，依赖于贵族、保护人，转向于出版商所提供的支持，至19世纪，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事业，得到丰厚报偿；而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奉承——取悦——独立”的过程。尽管如此，现在的文学仍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监督，从而影响着文学创作自身。作家的名望和声誉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有着很大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来自于社会趣味在不同时间、不同层次上的变化。要考虑这种种因素，创作就不可能处于自由状态，因此现代出现了很多作家与社会隔离的现象，如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集中于文学自身，力图回避文学社会之间的矛盾。

“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艺术不仅重视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在接受一部文学作品影响的同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加以模仿，至于如何影响、如何模仿，属于经验论上问题，并且包含了全人类经验状况，很难一一加以解答。

通常地，文学被当作社会文献、当作社会现实的写照来加以研究，这被认为是文学的最早功用之一。在文学作品中保存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概貌，这一点无需置疑，然而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研究，文学就失去了其独特价值，等同于历史文献了。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小说中的艺术手法，考察“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小说中人物类型的研究往往也会涉及到道德与宗教的问题，如古典作品中的喜剧，它所反映的人物、阶层等，“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而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虚构；这种说法并非抹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一部文学作品在适当地分析下，还是可以体现出某些社会生活状况的。

泰纳曾提出著名文学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这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环境”因素。“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具体的经注、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它的影响则是间接的。“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艺术可以在某种社会形态下被总结和推论，但不能被预言。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同一作品，从不同经济角度分析，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矛盾的结论。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学与社会之间那种迂回曲折的关系”，看到了“生产力”、“社会关系”和“意识”之间的矛盾，也认识到了文学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然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与作家的评判常陷于轻率的局面，他们所恪守的“进步原则”，需要排除人道主义观念和艺术普遍性观念，然而这些观念无所不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仅适合于对文学社会意义方面的揭示。另外，“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也各有其价值。对于“文学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需要随着“文化的整体性程度”和社会的不同而不同。最后，韦勒克批驳了社会决定文学类型的观点，认为“社会性的文学只是文学中的一种，而且并联是主要的一种”，文学有着对社会生活的“模仿”，但不能以此取代社会学和政治学，重点在于文学自身的存在价值、理由和目的。这也是此章写作所要揭示的首要问题。

关于作家和社会、艺术与生活的双重相互影响关系，在现代成为一个争论焦点，究竟是艺术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模仿艺术？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颠覆了千百年来自亚里士多德时已确立的文学对生活的从属关系，随着文学接受方式的越来越广泛、快捷，文学对生活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痕迹，然而最终生活所模仿的艺术还是来自于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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